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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快中彩走势图:明治人對邏輯學的期待

北京市尾号限行规定 www.uwzthz.tw 李冬君2019-06-17 15:14

(圖片來源:全景網)

【文化好東西】

對邏輯學的期待與命名

“論理學”(Logic邏輯學)首先出現在日本,中國古漢語里雖有“論理”一詞,但它并不意味“論理學”。如《史記·李斯列傳》里有 “諫說論理之臣間于側。”這里說的“論理”,指辯論是非之理,具有辨理的意思,這一約定俗成的“定義”,在將“邏輯學”譯成“論理學”時,雖然有時也會模糊譯意,但日本人還是堅守了“論理學”之“論理”,與傳統漢語之“論理”的不同立場,中國則將Logic譯為“名學”。

歐洲學術傳統,非常重視Logic,日本人在翻譯西學中意識到這一重要性,于是作為應對新時代學問的手段,日本人開始重視學習新Logic。

西方邏輯學的日本導入者是西周,他把Logic翻譯成“致知學”。“致知學”之源,始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而近代邏輯學作為應對新學問的方法論,西周又稱之為“新格致學”。在其《百學連環》一書中,已出現穆勒的“SystemofLogic”(邏輯學體系),后來嚴復翻譯為《穆勒名學》。西周在書中介紹了古希臘的七種學術:以往西洋之古,將學術分為七種科學 (SevenSciences),即Grammar(語法學)、Logic(致知學)、Rhetoric(文章學)、Arithmetics(算術)、Geometry(幾何學)、Astronomy(量學)、Music(音樂學)。

這七種科學,成為人們發現真理的手段。但怎樣使用這些手段、為什么是這些手段,以及應該怎樣發現這些手段,正是“新致知學”所探求的。如果把“新致知學”翻譯成英語,西周認為應該是“AMethodoftheNewLogic”。

“致知”一詞,出自中國古籍《禮記·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代學者朱熹在他的《大學章句》中,將“格物致知”活用于他的“窮理”之學。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這句話竟然啟發了西周,他把“格物學”想象成現代物理學(Physics),并使它與“致知學”成為一個對子。順著西周這種直接比對的東方式思維,我們也會很自然地得出另一個對子,即出自《易經·系辭》篇的形而上下的對子,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許受此句啟發,西周給予了具有形而上氣質的Logic以“致知學”的名譽,同時將Physics(物理學)作為形而下之器予以“格物學”之名。

西周在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為津田真道《性論理》一書作跋時,使用了“論理”一詞,他將西方古典哲學一分為二,即“論理”與“論氣”,恐怕是受宋儒主張的“理氣二元論”的影響。“論理”為形而上者,“論氣”為形而下者。津田真道的《性論理》,可說是日本最早的哲學讀物。那時日本還未擺脫中國治學的傳統,有關物性和心性的區別還未明朗。西周在此只能把關于物性的名之為“論氣”,把關于心性的稱為“論理”。

1862年,江戶幕府的洋書調所出版了《英和對譯袖珍辭書》,其中收入以Logic為核心的“論理術”以及之后的“論理學”等詞語。

說起來,幕府的行動力也還算敏捷,洋書調所的前身,始于1855年在江戶九段坂下創立的洋學所,1856年改稱番書調所,至1862年改為洋書調所時,教授洋學,翻譯洋書,興旺如“幕府大學”。

由于無限定的使用,“論理”一詞泛濫,在江戶末期被日本社會上下廣為應用。西周在翻譯Logic時,竟也不回避地使用了“論理學”,不過,他很快以“致知學”取代了“論理學”。

無疑,構筑日本形式邏輯體系的第一人是西周?;毓順跏?,于篳路藍縷之際,絞盡腦汁的首先是對Logic概念的翻譯。1874年明治七年,他在寫作關于論理學解說書時,仍以《致知啟蒙》為題。同年,他寄稿給《明六社雜志》,題為“知說”,其中對“文學”的解釋頗具邏輯學的意味,在這里,他賦予“文學”以修辭學或雄辯術的功能性品格。他使用了“Logic”一詞解釋“文學”,為了避免誤解,并對“Logic”做了“致知學”的注釋。

《明六社雜志》時代,中村正直將Logic譯為“明論之法”或“推論明理之學”。隨后,中村正直將明治時代的新學問,分為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并以“無所爭子”為筆名發文。

把學問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大塊的,還有梁啟超。那已是1902年以后的事了。梁在《格致學沿革考略》的《導言》中說,“形而上”和“形而下”來自《周易·系辭傳》,是有著很了不起的來歷的詞匯。

其實,這種思維模式在宋代理學家程頤那里,已經發展為帶有明顯等級分別的“理氣二元論”。“理”為“形而上”,“氣”為“形而下”。江戶時代,順著理學思維的慣性,日本人也普遍認為歐洲學術為“形而下”之物,相反,亞洲學問則為“形而上”。當然,今天作為常識,形而上學指Metaphysics,而形而下學指Physicalscience,已經獲得普遍的認同。Logic以“論理學”之名進入學校教育,始于明治文部省。

明治初期,在人們對“科學”的渴望與學習中,意識到新論理學作為思想方法的無可取代性,日本人還將“論理學”比喻橫臥在科學根底的基礎學科,并對“論理學”給予了非常的期待。

“演繹”與“歸納”

在整個明治時代,西周幾乎是所有領域執先鞭的先覺者。同樣,作為論理學的基礎概念,如“演繹”、“歸納”,也是西周創造的日本新漢語。

首先,他將穆勒的“新論理學”命名為“新致知學”。他說:“新致知學,原義為AMethodofNewLogic,由一名叫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英國人所發明,他著述的SystemofLogic,是個大部頭。這一方法論的出現,是對學術領域的大大改革。”

那么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曰in-duction(歸納之法)。而欲知此歸納之法,則必先知deduction(演繹之法);什么是演繹法?所謂演繹猶如字義,演為陳述之義,繹為找到線頭引出絲線。再譬之為貓吃鼠,先從頭部開始——大前提,然后次第于胴體、四足——小前提,及于鼠尾——結論。總之,從所重之所開始,引出種種道理,即是貓吃鼠的演繹法;什么又是歸納法?Induction,即歸納之法,與演繹相反,譬之人吃佳肴,一點點地品其美味兒,最終所食殆盡。如此,從小的真理出發,涉獵所有,由外而集聚于內。要想了解此歸納之法,不可不知真理無二,大凡宇宙間的真理不存在有二之事;什么是“致知學”?茲有subjective(此觀)和objective(彼觀),兩個概念彼此相關。所謂此觀,并非就物而論,而是獨居個體的立場,去探求真理的主觀意志。所謂彼觀,是指根據客觀事物而研究其理。大凡學問皆與此二觀相關,無外于此。“致知學”,即此觀,是思考還未及觀察事物之前的先驗之理,此觀皆由語言中來。

西周把subjective譯成“此觀”、ob-jective譯成“彼觀”,但他意不在“此觀”,也不在“彼觀”,而是用這兩個概念解釋“致知學”,同時還創造了“主位”、“屬位”的譯語。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學字匯》中,將subjective譯作“主觀”、objective譯作“客觀”,西周并未使用“主觀”和“客觀”概念。

對于學術用語規范化,明治時期的知識人如同大渡海一樣各顯神通,不過,說西周的貢獻最大并不為過。

《百學連環》中,他規范了“演繹”、“歸納”并奠定了論理學的其他相關基本用語,強調只有以“歸納”(induction)的推論方法,沿著穆勒提示的新方向,今后的學問必定能深入下去。唯有in-duction的方向,才是逼近onlytruth(真理無二)的方法。

“演繹”一詞,古漢語有用例。朱熹《中庸章句》序:“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昭后之學者。”宋學教養深厚的西周,也許忽然記起年輕時學習《中庸章句》,朱熹的“演繹”一詞給了他靈感,用來作為deduction的譯語。朱熹“演繹”,是以古之堯舜之道與今之父師之言為前提進行推導,西周據此發展一下,的確與deduction相稱。

“歸納”在中國古典里卻不曾見過,無論《佩文韻府》,還是《大漢和辭典》均不見載,恐怕是西周造語。西周在寫作《百學連環覺書》時,特別留下了備忘錄,并以“覺書”為《百學連環》全集冠名,宣喻該書是一名覺者所作的“覺書”。談到“歸納法”時,他說:歸納乃引類入一而求其同一之法。

“演繹”與“歸納”作為近世學術的研究方法,西周已經運用自如。他在寄給《明六社雜志》的“知說”中說到:

此二法術之差,演繹法如富豪之子弟費資本金,歸納法如貧人之子蓄資本金。演繹法,譬如限定百萬兩資本金,將它分配至各自應用領域承擔費用。演繹以至高至善之原理,并將此一原理推廣為萬事萬物。因此,其原理若至善,就會至當,茍若有謬,則致毫厘有千里之誤,譬若百萬資金投資不當,付之東流。

歸納法,譬如一錢兩錢之積攢,日蓄月累,終致巨萬之資。由層層積累的過程得一貫之真理,如貧人亦可得富資,積累深厚而發明新真理。將事實歸納為一貫之真理,又將這一揭示真理的邏輯過程,構成一種顯著的范式,才可稱之為學;再因這一門學問使真理了然普及并活用以方便人間萬般事物,方可稱之為術。

西周在穆勒“新致知學”中看到了“歸納法”的方向。他斷言,“歸納法”才是最迫近“學”的推論方法,由“歸納法”也才有可能獲得“一貫之真理”。

中國學者譯介西學

穆勒 (JohnStuartMill1806-1873),是英國19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根據經驗論完成了“歸納法”,是實證社會科學理論的奠基人,著有《自由論》(OnLiberty)。日本明治時代學者中村正直于1872年明治四年翻譯為《自由之理》刊行。嚴復于1903年將穆勒的《論理學》譯為《穆勒名學》、《自由論》譯為《群己權界論》出版。嚴復在譯介西學時所歷的種種艱難,他能與日本啟蒙學者共鳴的,皆因重新造種的使命感。

日本語的“論理學”或“致知學”,在中國被稱作“名學”,或音譯“邏輯”、“絡集克”,嚴復在《穆勒名學》引論中提到了“邏輯”是Logic的音譯。

在他將穆勒的Systemoflogic譯為《穆勒名學》之后,1909年又將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Jevons,1835-1882,為19世紀英國經濟學、邏輯學者)的PrimerofLogic(《邏輯學入門》)譯成《名學淺說》出版,成為中國最早的邏輯學教材。

嚴復從《天演論》開始,就將Logic譯作“名學”或“名理”。1901年《原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除了沿用“名學”、“名理”之外,還使用了“洛集克”音譯語。

“名學”、“名理”之“名”,是中國戰國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名家”擅長論理,以概念論辯聞名于世,惠施和公孫龍為代表,有智者風范,應該是中國最早的邏輯學學派。著名命題有“白馬非馬論”和“堅石非石論”。

可見,嚴復以“名”冠之的來歷與出處,來源于先秦諸子的形名之學,顯然,嚴復比西周更懂得中國古典,當西周還在從宋代理學尋找解讀西方邏輯的語詞時,晚于西周的嚴復已深入到中國名學的根底,用中國傳統名學來解讀西方邏輯,這是嚴復比西周的深刻的地方。但是這種深刻性,也帶有某種局限性,沉浸于文明傳統而生成的無比自豪感的中國人,勢必不能簡單地拋棄其傳統性,因此,在翻譯穆勒的邏輯學著作之際,嚴復幾乎無法拒絕中國名學的傳統魅力。

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重鎮,除嚴復外,當然不能忘記康有為和梁啟超。關于邏輯學,此二人似乎也并非隨意使用日語的“論理學”譯詞。從他們的著作中,我們尚未找出“論理學”的蛛絲馬跡。梁啟超提到過“論理”,但是此“論理”非彼“論理”,它與中國古典用例一樣,是“論理”,但并不意味Logic。如梁啟超在《清議報》發文,“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其中有一句“今且不論理而專論勢。”

當日本人看到“論理”文字時,輕而易舉就理解成推理、論證之理,或是思考的法則。中國人直覺則必然是關于“理學”之論,而“理學”一詞,自宋學以來有著頑固的傳統。因此,“理學”之“理”作為另一種立場的詞匯,一旦遭遇具有邏輯學意味的、日本新漢語“論理”一詞,就會產生很大的抵觸。

宋代“理學”是一個有著怎樣傳統的詞匯呢?要而言之,如日本人常言的“萬有哲學”,就是中國的“理學”。“理”在中國,它包括人倫之理、自然社會之理、宇宙萬物之理等等,所有都在一“理”中。

不過,日本人沒有這一龐大沉重的傳統,可以很輕松地把“理”作為“理論”之理來理解,于是使用“論理學”這一詞匯翻譯邏輯學,便不會有拖泥帶水的糾結感。而在中國,“理”則帶著傳統訓誡的權威懸垂于眾人思維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那么能容易誕生與其傳統性相異的另一個世界的“論理學”一詞。

現代之中國怎樣呢?作為邏輯學的學術規范用語,“名學”與“名理”被逐漸淘汰,相應的,從論理學到邏輯學則開始普及,表明邏輯學的確帶來了新思維的出現。

如商務印書館(上海)發行《嚴譯名著叢刊》的《天演論》,就為Logic譯語的“名學”特別作了注釋:“名學”即“一名論理學、一名邏輯學”?!對弧芬皇橐參狶ogic譯語“名理之學”特別作注為“論理學或邏輯學”。

1902年,亦即光緒28年、明治35年前后,大量的日本學術書籍被翻譯到中國,日本學術用語多半原封不動地傳播到中國,成為此后中國學術用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有關“論理學”的日本學術著作,被翻譯到中國的是富山房、范迪吉等譯的《論理學問答》,由上?;崳難緋靄?,據云從此“論理學”之日本語,取代“名學”、“名理”而廣為中國學術界通用。

關于“命題”一詞,古漢語中很難找出使用的例子,因此,可以說這個詞是日本人的造語。將它作為論理學的用語,則是出自西周的苦思冥想。西周將proposition翻譯為“命題”,嚴復則譯成“詞”。如今,“命題”一詞在中國普及;嚴譯universalproposition為“全謂之詞”,同上書卷末注為“全稱命題”;又,關于particularproposition,嚴譯“偏謂之詞”,同上書卷末注為“特稱命題”;而indefinitiveproposition一詞,嚴譯“諢謂之詞”,同上書卷末注“不定稱命題”;嚴譯singularproposition為“獨謂之詞”,同上書卷末注“單稱命題”。如此繁復注釋案例,顯示了中國商務印書時代關于邏輯學的譯介用語,基本采用了日本語的譯法。

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學字匯》中,已經收入與“論理學”相關的譯語有:Proposition命題、Universal全稱、Particular特稱、Indefinite不定、Sin-gular單稱。這些譯語在日本誕生,以此而明。

嚴復在《天演論》自序中說:“及觀西人之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途術也。”這里使用的“內籀”相當于日本譯語的“歸納”,“外籀”相當于日本譯語的“演繹”。“內籀”是嚴復翻譯induction的譯語,“外籀”是de-duction的譯語。兩者在《穆勒名學》與《原富》中,均有卷末注釋,今譯為“歸納”與“演繹”。

“內籀”與“外籀”在當時也是頗具影響的名譯,但還是因晦澀費解而被淘汰,而日譯“歸納”以及“演繹”則廣為普及。

梁啟超在文章中使用的是“歸納”與“演繹”,而不是“內籀”與“外籀”。“演繹”是中國古典詞匯,梁啟超用起來或許比較容易,此不列舉。至于“歸納”一詞,則創自日本語,梁啟超應用起來也得心應手,他在《清議報》上發表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一文中說:

“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即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疑之點而絕奇之事也。中國之無此政體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權?不見他人之權,故不求也。因一統閉關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權,故不求也。因無階級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歸納之于前兩者之一點也。”

可以說將“歸納”與“演繹”之日本新漢語傳達到中國的,仍然是梁啟超。其實,有關西方邏輯學的知識,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一樣,大部分來自于英國19世紀最有影響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所著Asystemoflogic的啟蒙,這部“邏輯學體系”為新時代東方學術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