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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彩快印连锁: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

北京市尾号限行规定 www.uwzthz.tw 周其仁2019-08-22 11:20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編者按:今天(2019年8月22日)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5周年。

如今的中國經濟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切都得益于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之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經濟增長。

在這一個特殊的日子,我們重新刊發經濟觀察報紀念鄧小平的系列報道,以饗讀者。

 
 

經濟觀察報 周其仁/文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漩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了消化大量撲面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里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回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饑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產,但“包產到戶”卻不合法,農民只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困惑是:為什么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筑”的合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了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登珊?,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家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制定過程。仿佛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了歷史:對于8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產到戶才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一、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

包產到戶并不是“新生事物”。調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出現了包產到戶——剛被卷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出工不出力的消極傾向,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問題來了:既然包產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后才出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制度,為什么要把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答案要從包產到戶本身尋找。“包產到戶”的學名是“家庭承包責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制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系著“產量”——以相應土地面積的常年平均產量為基線,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家、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明白,這是一個“增加的產量歸農民”的合約,對生產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戶的土地,并沒有改變“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只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產隊發明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產量、抵御饑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產隊并不能決定包產到戶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自發的合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這并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杰作。據杜潤生回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到,“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見杜潤生回憶錄,第332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認”對特定生產關系(產權與合約)的意義。當歷史把他推上了執政地位之后,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在鄧小平路線下,農民家庭承包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農村生產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合約的責任從聯系產量開始,逐步演變為聯系土地資產。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不斷得到更高規格的合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國的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確立了農戶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了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合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造的這個經驗,讓我們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見《生產的制度結構》,第73頁)。我們可以說,產權界定也是合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產權,他們之間怎么可能達成任何一個合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合約才界定出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合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產權反而是經由合約才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出一個新的結論:合約締結與產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回事。

合約可以經由再合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由合約不斷界定的產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濟含義,并逐步提升產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后來被列入憲法?;し段У乃餃瞬撇ɡ?,最初就是從城鄉公有經濟的承包合約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產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約,超出約定產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造更完備的私產嗎?隨著承包私產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產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制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合約的范圍,循序漸進地積累起更多的私產,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合約網絡。這套經由合約界定出清晰產權的辦法,從農業擴展到非農業、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產權界定”的理論表達??墑?,鄧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產權界定并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后邊界,因而背離了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了繼續維系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的組織成本的體制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家經濟表現上的顯著差別,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于承包合約的產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了制度變遷所要付出的代價:只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實際上是寸步難行。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產權、組織或合約形式,只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產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來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里,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制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產資料,自由雇傭、特別是雇傭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克思和前蘇聯模式劃下的鐵的界線,中國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也再也沒有逾越過。改革突破了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面旗幟的鄧小平,抓住了一顆瓜子破解難題。上世紀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了老板,爭議也從蕪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了關于“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并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回來的小平指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了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歷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并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難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雇傭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于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板與老板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作何處理?

沒有人指出,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問題是,真實世界里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家與賣家,特殊如資本家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現、訂約和履約,都要付出昂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營、監督和管理的經濟組織。從這點看,發現市場、協調供求、組織生產等項職能,絕不是“多余的”。資本家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于企業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服務回報。至于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競爭——企業家與企業家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家與買家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家的競爭——決定的。

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復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前蘇聯和中國自己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什么社會主義經濟非要把資本家連同創業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調生產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國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榮毅仁,并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s)。改革以來,中國發布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并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并?;ち似脹ㄈ俗雜傻拊?、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

三、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從1985年5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幾年推動“價格闖關”。這意味著,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制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此前,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制”,即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產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產的產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個過渡性的體制,在顯著刺激增產的同時,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亂:同一個產品的“市場價”高于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于任何有“門路”的人,都有機會把計劃軌道上的產品倒賣到市場上而大發橫財。一時間,“尋租”盛行,公眾反感。鄧和他的同事們決心推進價格改革,解決問題。

1988年7月,國務院宣布開放名煙名酒價格。這其實是一次試探性的前哨戰。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方案》。不料,會議公報發表的當天,全國各地就出現居民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擁到銀行擠提存款的風潮。十天以后,國務院宣布加強物價管理、不再出臺物價調整項目、提升銀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頓市場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決定開展全國范圍的“治理整頓”。第一波“價格闖關”擱淺。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計發放貨幣過多的條件下“放開價格”,勢必把原先“隱形通脹”轉成為群眾不可能接受的顯形高通脹。這證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強力支持,在高通脹環境下也難以順利推進價格改革。中國進入了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頓”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銀根、壓投資、管物價;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改革停滯。讓中國和世界大吃一驚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奮力推進中國改革。他以一個88歲退休老人的身份,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特別提出了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問題:堅持計劃體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走市場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資”?他的答案石破天驚:計劃和市場都不過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社會主義同樣可以走市場之路。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國于1992年再度勇闖價格關。是年,新放開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產品價格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范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并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產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闖關”最終成行,“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經濟學家通?;岵灰龐嗔Φ贗瞥縭諧〖鄹窕?。這不足為奇,因為有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傳統的鼎力支持??墑?,為什么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鐘?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三個層面。第一,蘇聯式計劃體制的實質,是把整個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這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組織運行成本。作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員,鄧小平多年負責處理國家一線事務,幾乎就是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的執行長。正因為對原有體制不堪重負的成本壓力有切身感受,也對原體制的運行效率極不滿意,才迫使鄧小平比局外批評家更明白,權力過于集中的主要結果,恰恰是無法有效行使國家權力。歷史把這位執行長推上了決策人的位置,鄧小平決意改革,順理成章。

第二,鄧小平倡導的開放,啟迪了一代中國人,也啟迪了他本人。無論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所有當時在經濟成就方面令中國羨慕的經濟體,沒有一個是套用蘇聯計劃模式的。這些經濟體都允許“看不見的手”發揮基礎的資源配置作用。他們的經驗說明,價格機制并不是洪水猛獸,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大膽試一試?

最后一個層面最為隱蔽。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后,如何協調(coordi-nate)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沖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于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后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四、腐敗的挑戰

學者們用“吉尼系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并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墑?,關于收入差距的測算并不能劃分這個極其重要的區別。

轉型經濟怎樣應對制度化腐敗,是一項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制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并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制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180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遠為復雜和困難。最主要癥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來做補償?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制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污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棄權力。那么,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面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干系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系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制改革副產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后果,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蕩。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于是人們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后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限于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并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五、小結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最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歷史。當然,偉大成就的成因是復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

鄧小平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不過,他并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范方面,中國都面臨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后面,并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

三十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于中國的樂觀斷言。(本文節選自周其仁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的發言,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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